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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琏:中央要推进改革而地方想增加需求

时间:2020-09-10 05:16 来源: 作者: admin 点击:

  最近中央连发文件,要推进改革,但地方上也有人关心讨论的不是改革,而是如何才能增加需求。

  2020 年 7 月,腾讯研究院“国家数字竞争力论坛”围绕“大道至简: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”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。

  对于吴敬琏而言,经济改革是他心中“天底下最大的事情”。2018 年吴敬琏出版新著《中国经济改革进程》,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 40 年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经济改革议程。他在书中写道:

 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,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、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,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,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,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。与之相反,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,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,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,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。

  1、供给侧改革重点是改革不是调结构。最近中央连发文件,要推进改革,但地方上也有人关心讨论的不是改革,而是如何才能增加需求,包括加大投资,这些都还只是在考虑需求侧的问题。只关心需求侧,一定会导致新的问题。

  评:如何避免“把好经念歪了”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挑战。经济学有一个重要概念“激励兼容”。按照这一概念,中央制定的各种政策,地方政府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去执行。例如,“改革”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,须啃硬骨头,显然地方官员没有积极性,常常打太极拳。相反,一旦涉及到“刺激经济”,地方官员就精神为之一振,不仅卖力执行,甚至往往执行过头,因为“搞刺激”容易出政绩而且对官员有好处。当前在新冠疫情冲击下,短期内的确有刺激需求的必要性,但要防止地方官员“只刺激,不改革”的不利局面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呼吁,“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,没有什么灵丹妙药,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、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,这样才能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,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。转危为机,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内生动力。”

  2、供给侧改革的“三去一降一补”,后来变成了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。结果短期内是对大企业很有帮助,比如国有钢铁、煤炭企业收入大增,但造成的问题是中小企业生存困难,企业职工收入无法提高。

  评:改革要尊重市场规律、借助市场力量。但在实践中,为追求“见效快”,地方官员往往热衷于借助行政力量去“实现目标”。在 2015 年以来的“去产能”过程中,行政力量的介入一度取得了显著效果,2016 年钢铁、煤炭价格暴涨。但这一做法有两个问题:第一是治标不治本,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把“去产量”当做“去产能”来应付指标任务,实际上很多产能并未去掉,一旦价格反弹,产量重新回升。2019 年钢铁产量再创历史新高、库存水平居高不下,就证明了这一点。第二,行政力量不可避免地影响市场公平,国企和大企业往往成为受益者,加剧中小企业困难。

  3、大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还是存在很大的误区。结构性改革不是调结构,是市场化改革、法制化改革,改革以后提高效率,效率背后也是市场积极性的问题。我认为还是要警惕把供给侧改革混谈为调结构。

  评:这段话更有深意。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,望文生义很容易理解成“调结构”。其实这里的“结构性”主要指的是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。例如:

  1)在融资结构中,民企获得的银行融资比例显著低于其在 GDP 中的比重,但要改变这一结构,不是靠“下指标”就能解决,而是要靠国企和国有银行的“市场化改革”;

  2)现在直接融资占比过低、间接融资比重太高,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靠“行政指标”可以解决的。只要认真落实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,减少审批,“把选择权交给市场”,直接融资比重自然就会提高;

  3)在推动“去杠杆”的进程中,由于过度倚重行政性力量和国有银行行为的“非市场化”,导致“好杠杠去掉了,坏杠杠留下了”这一结构性偏差;

  4)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”表面上看是个结构性问题,但其本质仍然是体制和机制问题。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,需要全方位改革:开征遗产税、减税降费、政府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投入、提升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、避免货币超发加速资产价格膨胀、通过反腐减少灰色收入等等。

  因此,“结构性改革不是调结构,是市场化改革、法制化改革”。可以说,“结构性改革”的本质在于理顺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”,这就是为什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“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,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”的原因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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